来源:新周报
新中国成立时,大陆上军事战线的斗争依然激烈,我党秘密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进攻中的解放军尽快突破蒋军防线,消灭继续顽抗的敌军,同时开展对敌策动起义工作。在军事战线捷报频传的同时,秘密战线也大获全胜。
01 协助公开战场
当时,秘密战线在战场上的对决,主要反映在蒋军主力集中的西北和西南。
早在1947年秋,我党西北地下情报网遭到破坏,大批情报人员被捕。但我党很快又建立起了新的地下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情报小组就建立在胡宗南所部的电讯机要部门。从1949年2月起,这个情报小组用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三部电台同西柏坡联络,很多情报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战场领导人的手里。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扶(风)郿(县)战役”,先以一个军的兵力,从“胡马联军”(指胡宗南、马步芳)结合部穿插迂回到敌军背后,形成合围后,发起全线总攻。
展开剩余85%这个小组在战役打响后,利用所控电台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宗南下达的作战命令先发给西柏坡,然后再想方设法拖上几个小时再发给胡宗南所部;二是有意干扰与马家军的电讯联络,使得马家军无法增援。此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完全解放了关中,为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解放大西南时,则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中将参谋长刘宗宽在暗中的大力协助。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从广州迁逃重庆后,企图依靠盘踞西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为主力,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势,与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如战局不利,则可退向西康和云南,或逃往国外,依靠外援,东山再起。
蒋介石在制定其防御战略时认为,川东地形复杂,路途艰险,不利于大兵团行动,解放军选择此处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的陕西和甘肃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根据地,交通比川东发达,补给方便,解放军极大可能由陕南和甘南入川。于是,他亲自调兵遣将,在川北集结重兵。不料,第二野战军恰恰隐蔽地从蒋军兵力空虚的川东处入川,直逼重庆,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
诱导蒋介石对防御方向作出错误判断的就是刘宗宽。作为制定战略的参谋长,刘宗宽在战略构想时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因此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防御川北的胡宗南部的支持。这一建议正中胡宗南下怀,得其支持,从而顺利得到蒋的首肯。
此外,在部署兵力时,刘宗宽在川东暗留了“后门”。从图纸上看,川东也有许多部队,但其实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散兵游勇。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川东后直插重庆的。
尤其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他帮助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当时,蒋介石调集800辆汽车,接胡宗南主力南下保卫重庆。刘宗宽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顺利将情报送达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立即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尚未及展开和布防,就被完全击溃。
02 策动起义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作战的基本原则,就是运用毛泽东确定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战斗。首先就是决不放过一切机会和可能,用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专门作出决定,责成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动起义工作。
这样,策动蒋军起义,尤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整地区、整建制地策动起义,就成为当时的重头戏。在这些起义中比较著名的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起义、“两航”起义,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起义。
程潜在国民党中资格老,又是当时长沙的主要负责人,陈明仁则直接掌握着长沙的守军。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和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就不断派人做程、陈二人的争取工作,并卓有成效。
有意思的是,程、陈二人对起义有两大顾虑:一是担心不能得到谅解,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文字保证;二是与前线的第四野战军素无交往,担心长沙解放时受到人格侮辱。为此,华中局社会部专门派员,携带毛泽东致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程、陈二人的亲笔信赴长沙,才最后打消了他俩的疑虑,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
中共中央对这次策动成功的经验极为重视,转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野战军前委,供他们对“残余敌人”进行争取工作时参考。
从新中国成立之时起,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国民党四川地方实力派高级将领刘文辉的争取。1949年10月18日,刘文辉终于发电请示周恩来,该如何配合解放军的入川行动。李克农在收电上批示:1、拒绝胡宗南部入川;2、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3、保护国家资产;4、经常供给情报。10月21日,周恩来复电刘文辉,内容与李克农的批示大致相同。
11月间,解放军对四川之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宣布起义。朱德特地致电,欢迎他们参加人民阵营。这次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部署,关闭了胡宗南集团退往康、滇的大门。
卢汉起义是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中共华南局、尤其是中共云南地下党长期进行统一战线的结果。1949年2月下旬,卢汉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了他致毛泽东、朱德的信,表示反蒋的决心。5月11日,中共中央要求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
7月21日,毛泽东对争取卢汉起义作出指示,指出卢汉如能于解放军进入云南时举行起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
1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进军云南的命令。12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的卢汉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各地随后也纷纷响应起义。西南重镇昆明与西南地区就此和平解放。
此外,1949年11月发生的“两航”起义也产生了重大的连锁反应,使得国民党政府的驻港机构大批起义。
03 摧毁潜伏特务网
新中国成立时最出蒋介石意外的,恐怕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精心布置潜伏的庞大特务网迅速土崩瓦解。这和卢汉的起义有直接的关系。
卢汉起义中最为精彩的一招,是软禁反动派将领。卢汉在起义前之所以能够成功诱捕国民党在昆明的不少关键人物,是因为在发出的会议通知单上盖了张群的私章。作为交换,卢汉在起义的第二天就把张群送去了香港,还他以自由。
被诱捕的20多名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骨干,包括军统云南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少将处长沈醉、军统西南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少将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等,以及一批中统系统和军事情报系统国防部二厅的关键人物。
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自参与制定并负责执行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的“应变计划”,时刻威胁着新中国政权的稳定。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调集精兵强将,展开了突击审讯工作。
审讯的结果,不但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在溃逃台湾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计划”(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还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务系统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网络。这些极其重要的情报被迅速送达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大批特务、尤其是各级特务组织的负责人纷纷落网,使得众多特务组织顿作鸟兽散,破坏力也大为降低。
到1949年底,大陆上只有38个特务组织与台湾还有电报联系。这就迫使台湾的保密局不得不新派遣大批特务以加强对大陆的破坏。但由于失去了组织系统的支持和掩护,这些派遣特务也很快束手就擒。可见,国民党潜伏在大陆上的庞大特务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分崩离析。此外,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土匪,也因为失去了国民党特务骨干的指挥、联络和供给,变得人心涣散而不堪一击,很快即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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